曹禺簡介資料(個人簡曆圖片)

　　曹禺（1910～1996），原名萬家寶，字小石，祖籍潛江。中國新文化運動的開拓者之一，中國話劇的奠基人之一，中國著名的戲劇教育學家，中國現代傑出的戲劇大師，其苦悶的靈魂於1996年12月13日淩晨3時55分得到涅��，不朽業績將永垂青史。
　　少年苦悶露才華
　　1910年9月24日，曹禺出生在天津小白樓的一個胡同裏，其92歲的祖母給他取名家寶。其父萬德尊（1873～1928），字宗石，前妻（燕氏）為其生一女萬家瑛，一子萬家修，字少石，故給曹禺取字小石。另還請一陰陽先生給他取乳名添甲，取天幹之第一位，獨占鼇頭，前程似錦之意。
　　曹禺先祖是一個名叫萬邦的武官，祖居江西南昌府九龍街石門限萬莊，明末萬曆年間宦遊至潛江，留念此地舟楫便利，土地肥沃，便娶當地女楊氏為妻生兒育女，有了潛江城的萬氏一大家族。從清嘉慶元年（1796），七世祖萬錕（字劍光，號月峰）舉孝廉方正開始，萬氏家族就科甲鵲起，仕宦輩出。曾祖父萬際雲（榜名駿，號祥五），鹹豐九年（1859）鄉試舉人，授甘肅知縣，赴任途中染眼疾而瞎；曾叔祖父萬際軒（字雲蓀），光緒二年（1876）進士，官至農工商部員外郎。曹禺的祖父萬啟文（字紫郵）為照護瞎眼父以設館教書為業，但對其獨子曹禺的父親萬德尊的教育培養卻十分重視，光緒二十六年（1900），他支持已有二十七歲的萬德尊考取省城兩湖書院。光緒三十年（1904）六月，萬德尊作為兩湖書院的優秀學子之一，被湖廣總督張之洞選派公費留學日本，先入日本（東京）振武學校，後入日本陸軍士官學校步兵科，1908年12月23日畢業，1909年初回國。他與民國時期的很多風雲人物都是同班同學，如程潛、閻錫山、孫傳芳、孫武、唐繼堯、李烈鈞、趙恒錫等。他的文韜武略在留日期和剛回國時二三年間表現尤為突出，先後在《雲南》《南洋軍事雜誌》等刊物發表軍事論文、調查報告和詩歌、散文八十多篇，有時《南洋軍事雜誌》一期上刊登他三四篇文章。回國後不久，在曹禺出生的那年，就被清廷授直隸衛隊標統（相當於團長）。
　　曹禺的母親薛氏十八歲嫁給萬德尊，十九歲生下曹禺的第三天因患產褥熱病逝，萬德尊遂娶曹禺的小姨，即曹禺生母的孿生��薛�南為妻。母親早逝讓敏感的曹禺靈魂深處苦悶一生。田本相、劉一軍曾依此著《苦悶的靈魂――曹禺訪談錄》（江蘇教育出版社，2001年1月版）一書。曹禺回憶說：“我從小失去了自己的母親，常常陷於一種失去生母的孤獨和悲哀之中”。他到了七十二歲的晚年，在給巴金寫信時還念念不忘：“我的母親生了我三天，便因產褥熱死去……隻覺得一切做母親的都可憐，都偉大，不可形容的美。美得讓人心痛”。
　　曹禺三歲開始，其姐萬家瑛就教他識字念《三字經》，其母親（即小姨，下同）是個戲迷，也特別疼愛曹禺，始終將他視為己出，經常帶著他聽京劇、看河北、山西梆子和文明戲。1915年，曹禺五歲時，父親萬德尊已是民國中將，但他思想仍有些守舊，沒送曹禺上新式學堂，卻將潛江老家他“稍知舊學的外甥劉其珂請來，做曹禺的啟蒙老師”，後又請方地山（曾做過袁世凱長子的老師）做曹禺老師。七歲那年，曹禺進中南海黎元洪的-，為其“圓光”（卜凶吉禍福的一種巫術式的迷信活動），他即興表演說黎能打勝仗等吉祥之語，讓在座者又驚又喜。到了十歲，曹禺被送到天津官銀號漢英譯學館學習英語，開始接觸外國文學。1921年，萬德尊帶曹禺在黎元洪-覽勝，黎出“海豹”上聯，曹禺即對下聯“水獺”，黎誇他天資聰慧，賞其金表。
　　1923年6月，曹禺十三歲時，黎元洪大總統第二次被趕下台，剛過五十歲的萬德尊看破紅塵，即隨黎元洪寓居天津。當寓公後的萬德尊總感覺懷才不遇，時常招飲酬和，像個落魄的文人，以詩文排遣愁苦而幽憤，後來至吸食打發日子，連帶太太和長子萬家修一同染上煙癮。曹禺回憶說：“從早到晚，父親和母親在一起抽煙。到我上了中學，每天早晨去學校，下午四點回家時，父親和母親還在睡覺，傍晚才起床……整個家沉靜得像墳墓，十分可怕”。
　　1924年秋，曹禺以優異的成績考取南開中學的插班生，上初中二年級，並與同學靳以（章方敘）成了換帖的終身把兄弟。此時，“五四”新文化浪潮讓他大開眼界，新出版的《語絲》《小說月報》《創造》《女神》及清末的《官場現形記》和魯迅的《呐喊》等新文學作品他都如饑似渴廣泛閱讀，並沉浸在其中，頗具文采、文思獨特、嶄露頭角的曹禺1925年3月加入了南開中學的文學會；5月加入南開新劇團，從此開始了他的演劇活動。挪威現實主義劇作家的名劇《娜拉》、法國古典主義劇作家莫裏哀的名劇《慳吝人》等劇目他都極具熱情地去表演，成為劇團的主角，受到同學和當時各報刊的高度評價。
　　1926年9月，曹禺在讀高中二年級時，開始用此筆名在天津《庸報》的副刊《玄背》（第六期）上發表連載小說《今宵酒醒何處》，後又在《玄背》《南中周刊》等刊物發表《林中》《菊•酒•西風》《中國人，你聽著》等詩文，受到鬱達夫的讚賞與鼓勵。期間，他還經常參加張彭春（中國教育家、外交家、藝術家，南開新劇團創始人，現代新劇編導）編導的新劇《壓迫》等劇目的演出。在《壓迫》中飾女房客，受到師生和觀眾一致好評，認為他是戲劇之明星。
　　1928年2月9日，曹禺剛進十八歲不久，其父萬德尊在除夕之夜，為債務上的事著急生氣，第二次腦中風猝死。他回憶當時情景說道：“所有的人對我報喪都不怎麽待見，很冷淡……我第一次嚐到了世態炎��的滋味，真可怕啊！”父親死後的冷遇，使多愁敏感的曹禺心靈又多了一份苦悶，也促使他更加發奮努力學習，在讀書和演戲中尋找心靈的慰藉。這年夏天，他以優異成績畢業於南開中學，為實現父親的願望，曾報考協和醫學院，未能考中，卻被保送入南開大學政治係。此時，他因演《剛愎的醫生》《壓迫》《娜拉》等新劇目中扮演主角的演藝才華，並獲“新劇家”美名。
　　青年登峰出成果
　　在南開大學政治係學習期間，曹禺更是迷戀文學、戲劇創作和演出。1929年暑期，他與張彭春共同改譯並參與演出了英國高爾斯華綏的《爭強》，隨後他獨立改譯了《太太》《冬夜》等劇目，出任《南開大學周刊》部文藝組。曹禺不喜歡政治係，他回憶說：對政治“經濟學我非常不愛聽，枯燥極了……我學了兩年，非常沒意思”。於是，在1930年暑期，他約了孫毓棠（中國曆史學家，後考入清華曆史係）等八位同學到北京報考清華大學，並考入清華大學西洋文學係二年級。
　　曹禺在清華學習期間如魚得水。不僅廣泛涉獵了蕭伯納、奧尼爾、莎士比亞、高爾基和契訶夫等英、法、俄國的文學家、劇作家作品，並開始接觸並研究西洋戲劇。曹禺的戲劇、文學天賦從入清華後得以表現。入清華不久即任清華戲劇社社長，最初導演了《自然》一劇，後來導演易卜生的《娜拉》並飾演娜拉。1930年11月4日，與錢鍾書等人選為《清華周報》文藝。
　　1933春清華校慶，上演曹禺翻譯並導演的三幕劇《罪》，曹禺任導演並飾劇中的弟弟拉裏，他“別有用心”地邀請出清華“校花”鄭秀（曹禺的第一任妻子，其父鄭烈曾任國民黨最高-總檢察長）飾女主角汪達。曹禺的長女萬黛、次女萬昭在《無盡的追悔》中寫道：“1933年春，他特別邀請媽媽出演英國劇作家高爾斯華綏的話劇《罪》，擔任女主角，同時爸爸也開始了對0熱烈追求”。他經常到女生宿舍一宿一宿地守候鄭秀。矜持的鄭秀終被打動，這年暑期，即將畢業的曹禺說服鄭秀不回南京，陪他在清華園圖書館，西洋文學係閱覽大廳寫作他構思了五年之久的四幕話劇《雷雨》。愛情的力量偉大無窮，在鄭秀的陪伴下，暑假結束，《雷雨》也殺青了。這年曹禺二十三歲。隨後他將《雷雨》稿本交給了正在籌辦《文學季刊》的老同學靳以。秋季開學時他受聘於保定育德中學做英語教員，不久，他又考取清華研究院。
　　1934年7月的一天，《雷雨》稿本被巴金慧眼發現，他一口氣當晚讀完，被深深打動，即推薦給《文學季刊》主編鄭振鐸，刊發在第三期上。是年秋，曹禺從清華研究院畢業，應楊善荃之邀到天津女子師範學院（今天津美術學院）任教。《雷雨》發表後，被日本中國現代文學學者武田泰淳帶到日本，1935年4月，被中國留日學生戲劇團排練在東京公演，引起轟動，其劇本即被譯成日文出版，成為暢銷書。魯迅看了日譯《雷雨》劇本後，曾對來訪的美國記者-說：“中國最好的戲劇家有郭沫若、田漢、洪深和一個左翼戲劇家曹禺”。郭沫若看了演出後，為日譯《雷雨》作序寫道：“《雷雨》確是一篇難得的優秀力作”。隨後國內開始了《雷雨》的排演。
　　1935年1月，中國旅行劇團受天津新新影戲院邀請，在天津連演《雷雨》九天十八場，觀眾場場爆滿。後來，中國旅行劇團先後到上海、南京、北京等地演出《雷雨》，好評如潮。1936年五六月期間，在上海連演三十八場，田漢、陽翰笙、梅蘭芳等都前往觀看，隨後全國戲劇界掀起了《雷雨》熱。曹禺由此從一位名不見經傳的文學青年，一躍成為中國劇壇的巨星。
　　1935年3月8日，才華橫溢的電影演員阮玲玉在惡毒的謠言和卑鄙的誹謗中含恨服毒，引起了電影、戲劇界和全國的轟動。曹禺了解了事情-後，甚為憤慨，產生了創作《日出》的衝動。1936年5月，在巴金等人的鼓勵和催促下，正式開始創作《日出》。為了寫好《日出》中的人物，他深入社會底層體驗，乞丐、酒鬼、吸毒者、0女、黑道馬仔等都是他接觸采訪的對象。曹禺說：有一次遭酒鬼的誤會，“他驀地動手，我險些瞎了一隻眼……”並被“一個‘朋友’瞥見了，給我散布許多不利於我的無稽的謠言，弄得多少天無法解釋自己”。他白天為女師學生上課，晚上埋頭創作，時常通宵達旦。6～9月，《文學季刊》進行了連載。《日出》發表後，再次引起文壇的廣泛關注。天津《大公報•文藝》副刊邀請當時文壇各派的大家，包括茅盾、巴金、葉聖陶、沈從文、靳以、李廣田等進行了兩次集體討論，蕭乾主持。討論會上好評如潮，盛況空前，這在中國話劇史乃至中國現代文學史上還是第一次。這年6月，他與魯迅、巴金等六十三人發表《中國文藝工作者宣言》、呼籲文藝密切聯係實際，為民族自由而鬥爭。
　　1936年8月，應“國立戲劇專科學校”餘上沅校長的邀請，赴南京任教務長，講授“劇作”“西洋戲劇”和“現代戲劇與戲劇批評”等課程。這年8月，鄭秀也從清華大學法律係畢業回到了南京，10月，他們在南京舉行了訂婚儀式，巴金、田漢、靳以等均應邀參加。曹禺在南京期間住四牌樓附近，對麵即國民黨“第一模範監獄”，監獄裏發出鐵鐐的響聲和犯人做苦工遭折磨的慘狀，對曹禺創作《原野》頗有影響。1937年4月，應靳以稿約，開始醞釀創作《原野》。一個月時間，三幕話劇《原野》即殺青交靳以在廣州出版的《文叢》上連載。至此，曹禺完成了《雷雨》《日出》《原野》人們稱之為劇作巔峰的三部曲，並奠定了他在中國現代戲劇史上的地位。
　　1937年“盧溝橋事變”，抗日戰爭爆發，曹禺即隨南京戲劇學校轉移到武漢、長沙、重慶。當年冬，他與鄭秀在長沙舉行婚禮，餘上沅為證婚人，吳光祖等人到場祝賀。1938年2月，劇校遷到重慶後開課，身為教務長的曹禺，積極組織學生排演《全民總動員》等抗日救國的劇目，參加中華全國戲劇界抗敵協會和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並任委員和理事。｀1939年春，又隨劇校遷入川南江安縣。這年暑假期間，創作抗戰劇《蛻變》，由劇校師生在第四屆戲劇節演出獲獎。
　　1940年秋創作《北京人》，翌年公演。1942年初辭去劇校教職，去複旦大學教英文、也講外國戲劇。同時，將巴金的《家》改編成四幕話劇。1943年8月，為創作曆史劇《李白與杜甫》做準備，同時還構想了官僚資本家與民族資本家矛盾的《橋》。1945年6月，曹禺的《雷雨》《原野》被國民黨宣傳部下令禁演，《日出》列入要修正劇目。當年9月22日，毛澤東在重慶談判會見文藝界知名人士時，曹禺受到接見，毛對他說：“你就是曹禺呀！很年輕嘛！”後來還風趣地補了一句：“足下青春鼎盛，好自為之”。1946年2月，與老舍一同受美國國務院邀請，赴美講學一年。
　　1947年春從美國返回上海後，進入上海文華影業公司任編導，5月寫成電影劇本《豔陽天》，自任導演。1948年底赴香港。1949年2月，曹禺隨香港的文化知名人士柳亞子、葉聖陶、馬寅初、鄭振鐸等二十多人，在中共地下黨的精心安排和保護下，經煙台到北平。3月隨郭沫若等出席在巴黎召開的世界和平大會。7月出席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會（後簡稱“文聯”），當選為委員、常委（後連續任第二、三、四委員、常委，第五屆主席）。9月，出席中國人民政治協0議。10月1日，參加了開國大典。
　　曹禺再次回到北京後，麵對的是一片新的天地，他的興奮、激動無法言表，迎接他的將是新的使命，新的征程，新的考驗。
　　中年受累才思退
　　新中國成立後，曹禺帶著滿腔的熱情重新學習，領會新的文藝理論，新的文藝工作的路線和方向。他真誠地相信黨，樹立起無產階級世界觀，不斷地反省自己，很想把自己重新改造一番；他積極響應黨的號召，接受黨交給的一切工作任務，也就是“黨教幹啥就幹啥”；他特別樂意接受給他帶來政治地位和榮譽的任命和稱呼。
　　1949年10月底，國立戲劇學院（中央戲劇學院的前身）成立，曹禺為副院長。之後，曹禺響應文化部要作家深入群眾的號召，1950年和1951年就先後深入到北京工廠與工人交朋友，到安徽農村參加土改，並反省自己過去的作品。1950年10月，他在《文匯報》發表了《我對今後創作的初步認識》，全盤否定自己過去的作品，並對自己“過去的作品沒有寫出一個無產階級的典型人物感到慚愧”，還說過去的作品“以個人的好惡，主觀臆斷對現實下注解……”，在千百次的演出中，將“-”傳播給了廣大觀眾，為此感到“最可痛心”，並對《雷雨》等三部作品作大量修改。曹禺的三女兒萬方曾說：“我了解我爸爸，他不是一個鬥士，也不是思想家，恰恰相反，他是一個很容易懷疑和否定自己的人……他的情感和思想都是充滿了矛盾的，而且都加倍放大”。
　　1951年1月，就匆忙在《北京文藝》上發表了熱情謳歌工人階級的電影劇本《工人田小富》。這年6月，與鄭秀離婚，後與方瑞結婚。年底參加北京文藝界整風學習運動。1952年5月24日，他又在《人民日報》發表《永遠向前――一個改造中的文藝工作者的話》，說自己是“一個出身於小資產階級、沒有經過徹底改造的知識分子，很難忘懷自己多年眷戀的人物、思想和情感，像螞蟻繞樹，轉來轉去，總離不開那樣一塊黑烏烏的地方”。
　　1952年，任北京人民藝術院院長。1953年參加中國作家協會任委員。同年，參加中國戲劇家協會（連任四屆常委，第二屆副主席，第三屆、四屆主席）。1954年5月，當選中國人民對外文化友好協會理事，從此積極為協會工作，接待無數個外國代表團和藝術家。9月當選全國人大代表並出席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此後，連任六屆全國人大代表和第一屆、第五屆、第六屆全國人大常委）。當月，四幕話劇《明朗的天》在《人民文學》連載，1955年農曆除夕公演，受到周恩來、劉少奇等黨和國家領導人的讚揚。12月，當選北京文學藝術界理事。1956年7月，加入中國共產黨。
　　此時的曹禺已由新中國成立前的“不問政治，不惹是非”的劇作家、文學家、戲劇大師，變成了一個行政領導和社會活動家，很難潛下心來寫作，更不可能脫離政治路線、階級鬥爭觀念，像從前用純人性、人文的理念去寫作。
　　1954～1978年，這二十四年是曹禺人生最寶貴的中年時期，按常理是出成果的最佳期，但過去深邃、敏銳、多產的戲劇家曹禺基本上沒有像樣的劇本問世，多是一些小塊的附庸性的表態文章，或對某劇的觀後感、某作品的官樣性評論文章，再就是接受訪談和將自己過去的劇目、文章結集出版。如1955年2月，寫作了《我們簽了名》，譴責美國的核恐嚇；6月，寫作《誰是胡風的“敵、友、我”》；8月，接受《文藝報》訪談，談他的新作《明朗的天》；9月，寫作《美妙的聲音》；10月，寫作《在幸福的祖國天空下》《必須認真思考的創作問題》等等。又如，1958年“-”期間，3月他“以十分慎重的態度計劃今年至少寫出一兩個劇本”，劇本沒出，隻是在7月24日、30日，就美英侵犯阿拉伯國家發表了《六億人民警告你》《不退出，就消滅它！》兩篇譴責和聲援文章；9月，發表了《偉大的文獻――閱讀〈毛澤東同誌論帝國主義和一切派都是紙老虎〉》。
　　1961年，他與梅阡、於是之合作，完成了曆史劇《膽劍篇》的創作。同時，接受周恩來麵交創作促進民族融合曆史劇《王昭君》的任務，後因“左”的幹擾，中途擱筆。1964年5月，彭真（時任北京市委-）要他去寫反映1963年河北人民抗洪鬥爭的劇目。他接受任務後，到邯鄲等地體驗，劇目沒果。1965年7月，他到阜成門外新華書店與店員同吃、同住、同勞動，準備寫反映店員題材的劇本，又是沒果。
　　這期間的曹禺，正如1962年2月17日周恩來在出席“在京話劇、歌劇、兒童劇作家座談會”上所講：“新的迷信把我們的思想束縛起來了，於是作家們不敢寫了。帽子多了，寫得很少，但求無過，不求有功。曹禺同誌是很有勇氣的作家……他入了黨，應該更大膽，但反而更膽小了。謙虛是好事，但膽子變小了不好……”民主革命時期，曹禺任性寫作的膽子沒小過；抗日戰爭時期，延安演《日出》，國民黨特務以“通匪罪”搜查過他的家，並派人盯梢，他膽子沒小過。人到中年卻膽子如此之小，這不僅是曹禺的悲哀，更是時代的悲哀。
　　1966年7月，“打倒學術權威曹禺”的標語的和大字報貼到了街道和他家大門口，他真不敢相信。他想，我這樣忠於黨、忠於毛主席，怎麽會是“ 派”呢？當他大女兒萬黛拉著他看了現場，他一下子癱瘓了。曹禺被打成“ 文人”“三十年代黑線人物”“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家被抄。嗣後，不斷遭到批鬥，多次失去人身自由。1968年他不堪精神折磨病倒了，不得不住院治療。後來下放到大興團河-農場勞動改造，到劇團看大門，到人藝宿舍區看傳達室，掃大街、傳電話、送報紙等勤雜活都幹過。他精神幾乎崩潰，每天都靠服-勉強入睡兩三小時。
　　1973年9月，周恩來聽說曹禺思想包袱沉重，身患疾病，派身邊工作人員張穎來看望他，並安排他到劇團（北京人藝）工作。1974年，第二任妻子方瑞病逝。1975年秋，張穎出麵安排曹禺與正在我國訪問的日本話劇界老藝術家千田是也見麵，國外的許多媒體紛紛報道“中國的莎士比亞曹禺複出了”。從此，斷斷續續又有曹禺的劇評、散文、詩作、筆談見於《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等報刊。1977年12月17日，在《北京日報》發表了散文《迎接霞光燦爛的文藝春天》。1978年6月30日，北京市文化局正式發出文件，召開會議宣布撤銷“文革”對他所做的一切錯誤決定，至此，曹禺才算徹底“解放”了。
　　晚年沮喪抱遺憾
　　徹底恢複自由後的曹禺，又以滿腔的熱情投入為“革命”寫作，表示要將有生之年交給黨和人民。1978年2月11日，《中國新聞》發表了《擱筆十年的劇作家曹禺重新提筆》，文中寫道：曹禺說他要“趕快寫，要把‘-’耽誤的時間奪回來。我的筆要繼續為革命衝刺，戰鬥到生命最後一息”。
　　1978年3月，他再次當選第五屆全國人大常委。隨後，經中央批準，任中央戲劇學院的名譽院長；擔任中國文聯委員、常委、執行主席，中國劇協主席、中國作協理事、北京市文聯主席，複任北京人藝的院長等很多行政職務或兼職，同時，又大量在報紙雜誌發表劇評、影評、懷念散文等文章，頻頻參與接見、會見等活動。如，當年6月、7月先後對逝世的郭沫若寫下了《郭老活在我們心中》《沉痛的追悼》兩篇懷念文章，在《光明日報》和《人民文學》上發表；10月寫下了散文《懷念老舍先生》在《北京日報》發表。9月，美國著名戲劇作家阿瑟•密勒和夫人、日本著名演員河原崎長十郎及夫人訪華等等，他都要會見、合影、陪同看演出；日本歌伎訪華團到來，他也要寫《今日送來長相歡》詩發表；看日本電影《望鄉》，他也要寫《大膽地睜開眼睛》影評等等。他的摯友巴金先生實在看不下去了，在1979年1月26日給他寫信到；“希望你丟開那些雜事，多寫幾個戲，甚至寫一兩本小說（因你說想寫一本小說）……你得少開會，少寫表態文章，多給後人留點東西，把心靈中的寶貝全交出來，貢獻給我們社會主義祖國……”
　　重獲“解放”的曹禺，“覺得自己是一台機器，又可以為社會主義為人民開轉了”，成了典型的“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人。巴老的話似乎對他沒起多少作用。大家看他1979年4月21日至5月15日的主要活動記載，就大體知曉這部“機器”的運動軌跡：4月21日晚，陪-夫人等觀看《茶館》，演出結束與演員座談；4月24日晚，陪-、萬裏、陳丕顯等觀看《茶館》；4月25日，參加田漢追悼會；5月2日晚，陪-等觀看《茶館》；5月7日晚，接待-、密勒夫人等觀看《雷雨》，並會見演員；5月8日上午，陪-、密勒夫人看《王昭君》排戲；5月10日上午參加舒秀文追悼會，並致悼詞，下午，-會見；5月14日晚，接待英國芭蕾舞團，並陪同觀看《茶館》；5月15日晚，接待英國駐華大使夫婦並陪同觀看《茶館》。又如，1980年8月31日晚，北京人藝赴港演出《王昭君》，他到火車站送行；9月19日，北京人藝赴德國演出《茶館》，他也要送行並講話。對此，曹禺的三女兒萬方寫道：“每次參加活動回家，他都極為疲倦，還有一股說不出的沮喪”。
　　晚年的曹禺每天都忙忙碌碌，身不由己地出席、參加一些自己並不樂意參加的活動，帶著疲憊不堪的身軀，陪同觀看那些看過千百次的劇目，言不由衷地寫一些劇評和逢迎的文章。對此，曹禺也十分沮喪、煩惱和自責。1981年10月19日，他在重新構思四十多年前沒完成的《橋》時，自責道：“我每見巴金，必有所得。我一向無思想，隨風倒，上麵說什麽，便說什麽，而且順著嘴亂講，不知真理在何處”。是年11月6日，他又在日記中寫道：“多顧慮，太多！非靜下心來，實實地做事。必須不顧任何小事，搞好寫作”。1982年6月10月，他在致信女兒萬方時寫道：“我不得不寫作，即便寫成一堆廢紙，我也得寫，不然便不是活人”。晚年，他構思好了《黑店》《嶽父》等劇目，並列出了寫作提綱，確定好了劇情及劇中的人物等，但都沒能出作品。曹禺的第三任夫人李玉茹曾說：“這時的曹禺一方麵忙得如同陀螺一般，放不下他應該放下的工作，另一方麵又由於放不下那些必須參加的社會活動乃至不能做自己想做的事，內心充滿了矛盾、痛苦、悔恨”。
　　一個大活人，一位世界級的劇作家，到了晚年仍被世俗的瑣碎人情、名利雜事所困，其下決心沉下心來寫點什麽東西的願望至死也沒能如願。幹的是一些接待中共“十三大”代表觀看《巴黎人》；陪領導觀看《狗兒爺涅��》《秦皇父子》《奧賽羅》之類的戲；為話劇《決戰淮海》《上帝的寵兒》《火熱的心》《青絲恨》等劇目寫劇評；寫《祝願》《必須高度警惕》《台灣、我心往神追的地方》等官樣文章；給劉曉慶題“誠重勞輕，求深願達”等名人和部門、企業題字；出席天津、重慶等各地戲劇類的節慶活動，等等。
　　1990年6月28日，曹禺腎衰竭住北京醫院已兩年之久，還抱病觀看了北京人藝《北京人》演出，並與演員交談合影。1992年6月11日，“北京人藝建院四十周年慶”，他到了“寫了幾十個字，已經感到疲乏”，“走幾步就累，需要吸氧”的時候，因時任總書記-要到場祝賀並與知名人士座談，他坐輪椅也去接受接見並參加了座談會。1993年3月，還抱病參加全國政協八屆一次會議（他是第七屆政協常委，第八屆政協委員），與中央領導會見等。
　　曹禺一生沒有踏入過祖籍地潛江，但到了晚年，他思鄉、戀鄉的情結特別濃烈。1984年1月，潛江花鼓劇團的《家庭公案》北京調演，他觀看首演，接見演員，並放開嗓門喊道“老鄉見老鄉，兩眼淚汪汪”。1989年潛江曹禺著作陳列館開館，他因病不能返鄉，含淚寫下了“悠悠白雲，故鄉情切”的詩句。11月1日，他又寫下了一篇情真意切《我是潛江人》的散文，以表達“猶在思鄉夢中”的情感。另外，他還先後為獲國家金獎的園林青酒題“萬裏故鄉酒，美哉園林青”；為潛江撤縣建市題“建鹽都新城，添水鄉異彩”；為家鄉建設成就題“潛江水鄉，遍地芬芳，改革開放，楚天之光”。還為潛江人大、潛江幼兒師範學校、潛江中學、潛江圖書館等單位和個人題過字，以表達他對家鄉事業的關心與支持。1995年春節前夕，筆者隨市領導專程到北京醫院看望住院的曹禺先生，在辭別時，他還拉著我的手說；“感謝父母官，我真想回家鄉去看看！”
　　對新中國成立後沒出好作品的曹禺，著名的畫家黃永玉在1983年3月2日曾寫信直言道：“我不喜歡你解放後的戲。一個也不喜歡。你心不在戲裏，你失去了偉大的靈通寶玉，你為勢位所誤！你從一個海洋萎縮成了一條小溪流，你泥溷（h＆ugrave；n）在不情願的藝術創作中，像傍晚喝了濃茶清醒於混沌之中”。對晚年因事務、病魔纏身，滿懷苦悶、悵惘、沮喪而不能隨心出好作品的曹禺，吳祖光痛惜不已地說：什麽“主席、委員、代表、顧問……浪費了多少精力？消磨了多少年華？”曹禺的大女兒萬黛寫得更是透徹：“爸爸的創作苦悶，絕不僅僅是他個人的悲劇，也是戲劇文壇的悲哀。造成這種悲劇的原因，固然有他個人的弱點，比如他的懦弱、膽小怕事，還有私心。也有人說他世故、屈從。爸爸的膽子的確很小，在文藝界，他總覺得自己既不是從延安來的革命家，也不是國統區的左聯作家，內心膽怯自卑……”
　　1996年12月14日淩晨3時55分，八十六歲的曹禺帶著說不出的苦悶和滿腦子的創作思緒，無限遺憾地離開了羈絆他的塵世。
　　家鄉人民以二十六米白綾，請北京師範大學教授啟功先生弟子揮毫寫下了：
　　巨星隕落雷雨一聲驚原野
　　洪範長存荊楚千古憶華章
　　巨聯挽之。巴金的挽聯表達了人們共同心聲：“家寶沒有去，他永遠活在觀眾和讀者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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